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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一起向未来******

　　作者：刘文嘉

　　天上春来谁报人，江山气象一时新。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月4日晚在北京开幕，恰逢中国的立春节气。此刻，不知有多少团聚的家庭围炉夜话，不知有多少重逢的朋友畅叙别情。划破夜空的奥运焰火、令人惊叹的开幕盛况，又将给多少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年味”？

　　我们听到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共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舞蹈绘出的水墨长卷、千人击缶的壮观场景，曾让世界惊叹中国文化的风采独具；此刻，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传递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当奥林匹克遇上中国年，当开幕式倒计时仪式遇上二十四节气，当“希腊三圣”的哲学遇上孔孟老庄的智慧，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二者之间竟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立春中的冬奥会开幕式，不就是一幅“美美与共”的图景吗？

　　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水乳交融。

　　一朵雪花，从1924年的法国夏蒙尼飘到2022年的中国北京，穿起了近百年冬奥会历史；不同年代的竞技镜头，由黑白影像变换为3D场景，折射出人类现代化历程—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及其先导片传递出了强烈的“由历史向未来”的观感。它不再是一场一般意义上的大型文艺表演，而是以科技的力量、创新的方法，创造出丰富的观看体验、饱满的艺术效果，最终将中国梦与世界梦交汇在一起。它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具有深厚历史与文化自信的民族，也一定奔涌着创新、开放的活力！

　　我们感受到了竞技体育与经济社会的此呼彼应。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世界普遍呼唤奥林匹克盛会的到来，因为后者代表着克难攻坚的精神、寄托着同舟共济的热望、凝聚着命运与共的信念。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一直是中国奉行的政策，更是中国务实的行动。的确，奥林匹克精神主张超越政治分歧、种族隔阂、文化差异，面向未来凝聚起人类的力量，这不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髓吗？“更快”“更高”“更强”最终是为了“更团结”，这不正是倡导天下大同、民胞物与的中国文化的主张吗？

　　在中国，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是“开始”“发端”之意；春，代表万物复苏、草木萌发，意味着新的四时轮回已开启。立春中拉开大幕的冬奥盛会，是一种象征，也饱含着期待：冰雪运动日新月异、奥林匹克运动蒸蒸日上、中国华章日新、世界未来可期。一起向未来，就让我们从立春之日出发！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05日 05版)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